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在以下句子 “If we do not hang together, we would be hanged together.”中，hang 一词在English/">英语里既有“挂”又有“吊死”之意。而汉语中，没有等效得多义词。文学作品中这类双关现象尤为常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第二幕新王问哈姆雷特说：“我的儿子（son），你为什么躲在阴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个双关来回答“too much sun”。这里的sun与son同音，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讽刺，讽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夺王权，又假意亲热。在翻译时，这一棘手的问题，最多只能用注释来告诉读者原文的巧妙又完整的含义表达, 原语的睿智用心则在直接译文中出现空缺。再如《苔丝》中，克莱尔抱苔丝、莱蒂、玛丽安、伊兹过河一节中克莱尔说：“Three Leahs to get one Rachel”一句中，没有文化背景的读者就无法理解该句的含义。所以，译者不得不在此采用加注的手法。不胜枚举的此类例子说明这种语言与语言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翻译时完全的等值等效是难以做到的。本文将主要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分析翻译中的文化传达。要解决该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分析和归纳一下这种文化隔阂的产生原因。
It’s a warm wind, the west wind, full of birds’ cries; I never hear the west wind but tears are in my eyes, For it comes from the west lands, the old brown hill, And April’s in the west wind, and daffodils. （这是暖风哟，西风哟，充满了小鸟的歌唱； 我每一次听到了西风，就不禁泪水哟盈眶。 因为它来自那西土，那苍老而暗黄的山峦， 西风吹来了四月，也吹来了水仙。——余光中 译）
对于具有文化内涵的地方，翻译中一般有两种出路：即：归化策略（domesticating method）和以美国翻译论家Lawrence Venuti为代表的异化策略（foreignizing method）。归化是采用民族中心主义态度是外语文本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语文化。在强势文化中较多采用这种方法。比如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翻译理论中注重强调译者的创造。他最有影响的译作《中国》（Catchy，1915）不能严格的当作翻译作品来看待，因为译文中没能充分的传达中国的文化。蒲伯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时也大胆采用了归化的手法，应用了英国读者所熟悉的英雄双韵体，和18世纪英诗中常见的词汇。译文中归化的现象很多，有的恰到好处有的却有弄巧成拙之嫌。鉴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必要的语序上的归化是很必要的。比如：History on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就要作必要的归化而译为“美国现代文学史”；同样中国俗语“情人眼中出西施”英译时就要调整语序以符合西语习俗，译成“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奈达将翻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分析、转换、重组、与检验。[8]在检验的阶段无疑读者才具有最大的发言和评判的权力。校验的标准就是奈达的著名的“动态对等”或后来的“功能对等”。翻译是力争朝着“最高层次的对等”的靠近，而“最低层次的对等”则是基本要求。这些对等都受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限制。当代读者反映论，和接受理论都强调读者对译文的参与作用。在功能对等翻译中，译文受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是交际活动的参与者（在翻译道路的最后一环，也是决定性的一环）。当读者理解一篇译文时，他们因受姚斯的 “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的制约会不可避免的对应他们母语的用法或他们的本民族文化习惯的知识。所以，与其说译文的读者能否正确理解译者所要传达的意思关键不在于语言而在于文化。所以，对文化差异的处理，即是归化还是异化就成了理解译文的文化内涵的决定性因素。
